受传统的乱世文学比治世文学价值高的观念影响，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风云变幻、社会动荡的清初和清末。因此就诗人影响度而言，清代山西诗歌呈现“U”型发展趋势，清初与晚清山西诗歌领域均出现了在全国诗坛影响较大的诗人，形成地域鲜明的山西诗歌圈或者是以山西诗人为中心的诗歌流派。清代初期先后出现了以傅山为代表的北方遗民诗坛与以陈廷敬为代表的清初台阁诗风。晚清以祁寯藻为代表的宋诗派引领道咸诗风走向，周围聚集了张穆、冯志沂等一大批山西诗人。
咸同年间董文灿在京师与众人唱和诗歌远播海外，成为京城山右诗歌圈的中心。清代中期虽然就诗人影响度而言不如前后两期，但是此期诗人诗作数量众多、诗集特别是地域性的诗歌总集出版最多，诗学理论较为发达，出现了区域性的诗歌流派如“绵上四山人”、“骚坛四逸”等，它以另外的方式呈现出不同于前后期的另一种繁荣。明清鼎革及清初时期，山西诗歌的中心经由傅山转至陈廷敬，分别在清初近八十年时间里引领了山西诗歌的发展趋势，取得与当时诗歌巨擘相颉颃之地位，在诗坛影响较大。
如将二人联系起来看待，清初山西诗风的转变线索已经非常明了。由明清之际慷慨悲歌、凄急幽奥的遗民诗风逐渐转向润色鸿业、温柔敦厚的台阁诗风。傅山是清初之际山西重要的明遗民诗人。在经历国破家亡的历史巨变后，他积极奔走于反清复明的民族大业。在探访抗清形势，知故国恢复无望后，遂返乡隐居于松庄，专心研究学问。傅山周围聚集着薛宗周、王如金、等遗民相互往来，或携同漫游，或探究学术。与傅山为莫逆之交的戴廷栻在祁县建有“丹枫阁”，为北方名园，聚集了顾炎武、朱之俊等人。
海内名流，南方多聚于冒辟疆之水绘园，北方则以丹枫阁称极盛。康熙初年山西渐趋形成包括傅山、顾炎武、阎若璩、李因笃、戴廷栻、潘次耕等人的学术圈，与以李颙为中心的关中学术圈，以孙奇逢为中心的河北学术圈在北方鼎足而三。明清之际山西诗坛不仅有以傅山为代表的遗民诗人，还有为数不少的贰臣诗人。山西贰臣较多原因有二：一是清朝入主中原时，打着为明王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实施威胁和利诱两种手段，导致他们剃发易服络绎投向清朝。另一方面，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历史上曾经被异族占领多次，故而在“夷夏之防”的观念上与江浙相比显得并不是很强烈，清朝入主中原只不过是又一次华夷之变。
贰臣诗歌内容上多山水纪游、朋友唱和之作。在风格上以仕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承明末诗风，诗学公安、竟陵，以性灵、幽情单绪为宗。后期转向冲和淡雅，渐趋盛世温柔敦厚之音。其中以武乡程康庄诗风转变最为显著，成为遗民诗风到台阁诗风之间的过渡，从侧面印证了清初诗歌创作风向的转变。随着清朝经济的发展，社会渐趋安定，生长于清朝的山西诗人开始走向诗坛。
他们大多是出身进士居于高位的台阁官员，诗风多雍容典雅、温柔敦厚，不失风人之旨。有沁州吴琠、蔚州魏象枢、洪洞范镐鼎、代州冯如京、泽州陈廷敬、猗氏郭九会、阳城田从典等。他们在理论上多倡导诗以载道，以台阁重臣的身份，创作了众多艺术圆润、反映康熙盛世的诗歌，成为清初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创作群体。其中以康熙年间台阁诗人陈廷敬最为典型，成为清初山西诗坛继傅山之后的又一个创作中心。
陈廷敬以高位与康熙皇帝、诗坛盟主王士禛相唱和，诗文创作上积极迎合帝王倡导，“不仅影响了康熙皇朝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康熙本人的文学爱好乃至整个康熙时代的文化走向”。在与王士禛及京师诗坛友人的雅集、结社、群集互动中，将这种政教诗风传递到他们所接触的诗人，构建了一个迎合统治者心理的文人群，潜在地影响了清初诗风的创作走向，为由明清易代诗歌的悲凉慷慨转向清初诗坛的“温柔敦厚”成功地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与陈廷敬同时代的蒲州(今永济)布衣诗人吴雯，受知于诗坛盟主王士禛，与当时著名文人赵执信等均有往来唱和。诗多抒发文士怀才不遇之感，诗风真率自然、豪逸秀拔。清初山西诗歌历经顺康两代八十年的辉煌，随着傅山、程康庄、陈廷敬、吴雯等人的逝去，诗坛渐渐淡化了其往日眩目的光彩。诗歌开始了新一轮的酝酿成长，清代中叶山西诗坛纷呈迭现。虽无大家“洪波涌起”，但其诗脉未绝，仍然和清诗整体发展的演进态势密切关联。此期虽未像清初、晚清之时产生能够引领山西诗坛，甚或能够影响全国诗坛的诗人，但是诗人诗作较前后期相比是最多的，诗学流派、诗歌团体开始以地域性的面目出现，诗学理论较为发达。
此期诗歌以写景咏物、山水田园为主要题材，内容上多抒写个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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