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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日下舊聞考》,卷，清英廉等奉敕編，清乾隆五十三年（年）武英殿刻本。半頁9行，行21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版框18.3cm×14.1cm。（按書影圖片及版本信息來自故宮博物院網站，其中“乾隆五十三年武英殿刻本”據本文考證應為乾隆五十六年。）
提要：《日下舊聞考》一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長期以來學界對這部文獻本身，尤其是其纂修過程的研究卻相當薄弱。本文首先討論有關此書早期纂修工作的若干問題，進而就其成書增修、刊刻時間及著錄卷數歧異等問題進行了考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書尚有一部罕為人知的四庫稿本保存至今，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其纂修過程，也為研究四庫館官修史書所涉及的編纂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範本。
關鍵詞：《日下舊聞考》稿本官修史書四庫學
乾隆後期，清高宗曾敕令四庫館臣對朱彝尊《日下舊聞》詳加考證和增補，纂成《日下舊聞考》一書。如所周知，此書對於北京史及歷史地理學研究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其中有關前代都城地理的考證對遼金元史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書評價甚高，稱“千古輿圖，當以此本爲準繩矣”。[1]然而，與其學術價值不相稱的是，長期以來，學界對這部文獻本身尤其是其纂修過程的研究卻顯得相當薄弱，就連卷數、刊刻時間之類的基本問題都存在許多待發之覆；[2]更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發現此書還有一部罕為人知的纂修稿本保存至今，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其纂修過程，同時對於研究以《日下舊聞考》為代表的四庫館官修史書的編纂問題亦具有重要價值。鑒於以上二端，筆者不揣谫陋，草成此文，以求正於海內同好。
一有關早期纂修工作的若干问题談到《日下舊聞考》的纂修過程，首先需要討論的是其纂修緣起以及有關前期準備工作的若干問題。關於此書的始撰時間，諸本《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以下簡稱《簡目》）及各閣本書前提要皆稱“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喬治忠先生已根據《清實錄》等材料指出此三十九年當爲三十八年之誤，[3]所論甚確。其實，有關此書的纂修緣起，檔案材料中保存有更爲原始的記載，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上諭云：
本朝朱彝尊《日下舊聞》一書，博採史乘，旁及稗官雜說薈萃而成，視《帝京景物略》、《燕都游覽志》諸編較爲該備，數典者多資之。第其書詳於考古而略於核寔，每有所稽，率難征據，非所以示傳信也。朕久欲詳加考證，別爲定本。方今彙輯《四庫全書》，典籍大備，訂譌衷是之作，正當其時。京畿爲順天府所隸，而九門內外並轄於步軍統領衙門，按籍訪諮，無難得寔。着福隆安、英廉、蔣賜棨、劉純煒選派所屬人員，將朱彝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核。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寔及承襲訛舛、遺漏未登者，悉行分類臚載，編爲《日下舊聞考》，並着于敏中總其成。每輯一門，以次進呈，候朕親加鑒定。使天下萬世知皇都閎麗，信而有徵，用以廣見聞而供研鍊。書成並即錄入《四庫全書》，以垂永久。其如何釐定章程，發凡起例之處，着于敏中等悉心酌議以聞。[4]
從這道上諭可以看出，纂修《日下舊聞考》實乃清高宗之夙願。《四庫全書》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開館，是年六月高宗即提出乘“典籍大備”之機纂修《日下舊聞考》，足見其迫切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此書的纂修自然受到格外重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編纂伊始即任命總裁。四庫館官修諸書全面設立總裁是在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以後的事情，據是年三月末舒赫德有關此事的奏摺可知，當時四庫館“承辦未竣書籍共十六種”，其中僅《清通典》、《清通志》及《日下舊聞考》設有總裁，其餘諸書均纂修多年而未設總裁。[5]其二，實行逐門進呈制度。《日下舊聞考》在編纂伊始即要求每成一門即進呈御覽，親加裁定，而四庫館官修各書確立輪卯逐次進呈的制度則已晚至乾隆四十二年四月。[6]其三，動用官府力量爲該書纂修創造條件。清高宗認爲朱彝尊原書的最大問題在於“詳於考古而略於核寔”，故下令各級衙門“按籍訪諮”，“逐一確核”，進行實地勘察。從以上三點足以看出此書在官修諸書中所受到的重視程度確實非同一般。
關於《日下舊聞考》的體例問題，前人研究未曾涉及，根據筆者新近發現的一篇館臣初擬《凡例》，可以對此書纂修過程中前後體例的異同有所了解。前引上諭明確提出此書基本形式應該是對《日下舊聞》“詳加考證，別爲定本”，而具體凡例則指定總裁于敏中等負責草擬。故于氏在次日即致函四庫館總纂官陸錫熊曰：“此書凡例，茫無頭緒，足下可爲我酌定款式（除星野、沿革）一兩樣，略具大概寄示。”[7]數日後，于氏再次致函陸氏談及此事：“《日下舊聞考》款式極難，愚意欲盡存其舊而附考於後，其式當何如，可酌擬一兩樣，便當商擇妥當，以便發凡起例耳。”[8]話雖說得很委婉，但不難看出，于氏本意是讓陸錫熊代其草擬凡例，所謂“盡存其舊而附考於後”，顯然是于氏按照高宗上諭所作的初步設想。事情很快便有了結果，于氏是年六月末致陸氏函中說道：“來書具悉，所定凡例大致極佳，感佩之至，俟細閱下報再覆。”[9]由此可知，陸錫熊已將凡例擬定，且深得于氏贊賞。那麽，陸氏所草擬的這份凡例究竟是何面貌？後來的實際編纂工作是否即照此進行？
筆者在南京圖書館所藏陸錫熊《寶奎堂餘集》中發現了一篇《謹擬〈日下舊聞考〉凡例》。[10]根據內容判斷，應當就是陸氏代于敏中草擬的凡例。[11]此凡例（以下簡稱“初擬凡例”）共十四條，近兩千字，將之與該書正式進呈時所上凡例（以下簡稱“定本凡例”）及實際成書情况加以比對，可以發現其中的部分內容在纂修過程中得到了落實，同時也有相當多的內容後來又做了若干調整和變通。這裏僅就門類設置和體例格式兩個方面略加分析。
其一，關於門類設置。朱彝尊原書分星土、世紀、形勝、宮室、城市、郊坰、京畿、僑治、邊障、戶版、風俗、物産、雜綴十三門。初擬凡例第一條羅列原書門類後，稱“似宜各仍其舊”，後來成書的《日下舊聞考》確實保留了這十三門，但又增置了官署、苑囿二門。初擬凡例同條又云：“惟末有《石鼓考》三卷……似不應專列一門，或將詩文等類酌量删節，歸入城市門國子監條下較爲妥協。”後來成書時，《石鼓考》的確已併入國子監條下，但國子監條已由城市門移至新增之官署門。又初擬凡例第八條指出郊坰一門原載城外四厢山水古迹，“但現今西郊爲鑾輿駐蹕之地”，“多有御製鴻文、題咏考證”，不當與其他古迹相混雜，遂提出兩種解决方案，其一爲另立“苑囿”門，“將此各條之原載郊坰下者抽出，另加編次”；其二爲將皇家園林“逐一析出，另編於郊坰一門之首”。後來成書的《日下舊聞考》即採用了第一種方案。再者，初擬凡例第九條論及京畿門，條末稱“至於遵化、玉田、豐潤三屬，今已別爲遵化一州，不屬順天，與‘日下’之名不符，似應删去，以合現行之制。”這一意見後來並未予以采納，有關此三縣的內容未被删去，而只是改為雙行小註，附於京畿門卷末。另外，後來成書時城市門開首有“京城總紀”二卷、“皇城”四卷，且全書卷首有“改定譯語”，每卷卷末均有“舉正”，這些內容均不見於初擬凡例，應該是在纂修過程中逐步完善的。
其二，關於體例格式。《日下舊聞考》首列朱彝尊原文，次列四庫館臣考證及增補內容，對朱彝尊原有按語予以保留，而其子朱昆田所作《日下舊聞補遺》則按照門類散入各門之中。這一基本體例在初擬凡例中均已確定，分別見於第三條及第十三條。不過，關於具體的體例，初擬凡例與定本凡例還是存在許多差異。如初擬凡例第十一條稱每則記載應“酌加標題，似較醒目”，而定本並未采納。又按初擬凡例第十一條、十二條的設想，朱彝尊原文、增補內容、館臣按語及引用詩文等提空情况皆應有所區別，分別低一格至四格，格式非常複雜。館臣大概覺得這一體例過於繁瑣，故後來成書時並未采用上述方案，而是“凡原文并增載，及三擡、雙擡、單擡寫者，俱頂格；原按及新增按語俱低二格”。[12]同時采用了更為簡明的辦法加以區分：“凡朱彝尊原引則加一‘原’字於上，朱昆田補遺者則加一‘補’字於上，其新行添入者則加一‘增’字於上，逐條標識，以期一目了然。”[13]
總的來看，雖然初擬凡例與後來的實際成書情況存在着一定差異，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書編纂的整體原則在初擬凡例中已經基本確定，纂修過程中並未進行大的調整。這一點可從乾隆四十二年六月英廉《請旨仍令于敏中纂辦〈日下舊聞考〉摺》中得到印證：“竊臣奉旨同臣劉墉辦理《日下舊聞考》，所有星土、中城等卷業經纂出……凡一應體例規制，均經于敏中向臣等悉心商定，現在纂辦各門，俱照初定章程，並無更易。”[14]這裏提到的“初定章程”應該就是指陸錫熊的初擬凡例，可見該凡例在後來的纂修工作中基本得到了貫徹執行。
上文說到，高宗在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上諭中特別強調編纂此書之前須進行實地勘察，“將朱彝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核”，《日下舊聞》之所以改纂爲《日下舊聞考》，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實地“查考”。關於這項工作的具體實施情況，由於史料闕如，前人皆莫得其詳。筆者注意到，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戶部爲纂修〈日下舊聞〉處查明各衙門情况事致典籍廳移會》正是一件與此有關的檔案：
纂修《日下舊聞》處案呈：所有各該衙門坐落方向、地名、房間、規模、層數，及各司廳於何年月日興建、何年月日重行修造，及有無石刻碑碣古迹之處，并從前衙門名目與今異同，或今有昔無，今無昔有，或增或減，一一詳細查明，造具清冊，於十日內即行諮覆。幷煩轉行所屬各館，一體查辦。本處立等辦理，幸勿遲緩可也。[15]
由此可知，這項工作由纂修《日下舊聞》處發起，通過戶部轉達至各衙門，要求十日內即查明回覆。七月初二日，漢票簽的核查結果已反饋至典籍廳：“查本處房間坐落本衙門大堂東南，係東配所，計三間，頭停蓋黃琉璃瓦，爲漢侍讀、中書辦公直宿之所，其興建年月並無石刻碑碣可查。”[16]這是筆者僅見的一份記載核查結果的檔案，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各衙門對此事的高效執行。
類似的工作並不限於朝廷各衙門，有方志史料表明，京師周邊的地方衙署也開展過相應的勘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平谷縣令朱克作《續補〈平谷縣志〉紀略》云：“近奉諭旨考證《日下舊聞》，核寔纂輯，使天下萬世知皇都閎麗，信而有征。凡畿輔州縣，星羅棊布，無不各因志乘，追尋往蹟，遙溯前徽，以煥文治之光華。蕞爾平邑，舊誌殘缺，未經釐訂……愚以中州鄉薦，才識謭陋，承乏茲邑，於課耕課讀、勸紡勸織之暇，集諸紳士，廣爲采擇。”[17]由此可知，爲纂修《日下舊聞考》，京畿州縣衙署亦奉命釐訂舊志，覈查故迹，爲館臣的編纂工作提供素材。
二《日下舊聞考》編刻及卷數諸問題關於《日下舊聞考》的纂修情況，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不盡如人意，許多關鍵問題尚未得到解決，譬如成書時間及增修情况，以及此書的刊刻年代和著錄卷數的歧異等，至今仍存在着諸多疑問。本節擬對這些問題進行重新檢討。
（一）《日下舊聞考》的成書時間與增修情况
關於《日下舊聞考》的成書時間，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卷首《進書表》文末載：“謹奉《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目錄一卷，隨表恭進以聞。”其後有“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奉旨：知道了。欽此”數語。此事又見四十八年二月五日《起居注》：“是日，大學士英廉等奏《日下舊聞考》奉命纂輯告竣，所有謄錄、供事等均請議叙一疏。奉諭旨：‘准其議叙。’”[18]據此可知此書正式進呈當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五日之前，而根據以下材料，可以進一步確定其成書時間應在四十七年年末。該書《進書表》之落款時間爲“乾隆四十七年月日”，[19]此落款寫於成書之前，當時尚未確定具體的完成時間，因限定於四十七年內成書，故寫定年份而日期留空，但在成書後未及填寫具體日期。在檔案材料中也可以找到此書的預定完成期限，四庫館纂辦各書自乾隆四十二年四月起均“酌定限期”，[20]至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各館現辦各書酌定完竣日期清單”稱《日下舊聞考》“計期於本年十二月完竣”，[21]知此書預定完成期限爲四十七年十二月，而至次年二月初三日軍機大臣上奏稱該書已“依限完竣”。[22]另據該書總裁官之一梁國治《豐山府君自定年譜》云：“（乾隆）四十有七年壬寅，六十歲……是年《音韵述微》、《日下舊聞考》告成，皆予奉敕監修。”[23]可見此書確實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年底，而於次年年初進呈。
《日下舊聞考》成書之後，陸續抄入諸閣《四庫全書》。根據目前可以看到的三閣書前提要，文津閣本於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抄成進呈，文淵、文溯閣本則均在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但這並不意味着纂修工作的結束。通過考察文淵、文津閣本與後來刻本內容之差異，結合相關背景材料，我們不難發現此書成書進呈之後曾有過爲數不少的改寫與增修。[24]
例一，文淵閣本卷四四《城市·內城中城二》“賢良祠”條下有一段館臣按語：“賢良祠今又增入……大學士七人：尹繼善、陳宏謀、劉綸、劉統勛、舒赫德、髙晋、于敏中；內大臣議政大臣一人：哈世屯；尚書二人：米思翰、錢陳群；總督二人：吳達善、何煟。”[25]而文津閣本此段開首作“大學士六人”，無于敏中之名，且相關部分有明顯重抄的痕迹。[26]按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八日上諭云：“于敏中著撤出賢良祠。”[27]這就是文津閣本加以改動的原因，此處修改應該是乾隆五十二年覆校時所爲。而這段文字在後來的武英殿刻本中又是另一番模樣，增祀之大學士除無于敏中外，又多出徐本、英廉二人，且增補將軍伊勒圖一人，總督四人：高斌、方觀承、袁守侗、薩載。根據《清通典》及《清高宗實錄》的相關記載可知，[28]刻本新增之七人先後於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間入祀賢良祠，皆在此書成書進呈之後，這部分內容當爲成書之後刊刻之前所增補。
例二，卷六六“官署五”刻本比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多出五條記載，計九百餘字。而卷六七“官署六”刻本比文淵閣本多出十條，同時减少了十四條，其間出入計九千餘字，經筆者檢核，刻本所增之十條中有九條見於文津閣本，所刪之十四條文津閣本亦全無。上述刻本與文淵閣本存在差異的二十九條內容，均見於“國子監”下，且皆與辟雍太學制度相關，時間截至乾隆五十年，上述修改的緣由亦可在檔案材料中尋得端倪。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軍機大臣爲臨雍一切制度儀注等補入〈會典〉等書事致武英殿四庫館交片》云：“現在奉旨建立辟雍，明歲仲春舉行臨雍大典，所有一切制度、儀注、樂舞、講書，俱應詳悉補入《會典》、《國子監志》、《日下舊聞考》等書，並續寫入四庫全書，以彰盛典。”[29]可見當時館臣按照軍機處的要求，將建立辟雍制度的有關內容增入《日下舊聞考》，同時酌情删減了部分前朝事迹，這在最後的刻本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但軍機處“續寫入四庫全書”的要求則顯然沒有得到落實，文淵閣本的兩卷相關內容均一仍其舊，文津閣本卷六六亦未作增補，而卷六七的改動則應是在乾隆五十二年覆校時對此卷進行了全部重抄的緣故。
以上所述成書之後對內容續加增刪的情況，在全書中並不鮮見。除此之外，部分卷帙的行文次序亦進行過較大的調整。譬如，卷一三六“昌平州三”、卷一三七“昌平州四”兩卷均記載明朝諸帝陵寢，其中卷一三六除卷首《世祖章皇帝諭工部敕》、《世祖章皇帝祭明諸陵文》兩文外，文淵、文津閣本的其餘內容在刻本中被擇要移入卷一三七；而卷一三七《世祖章皇帝祭明崇禎帝文》等文字則見於刻本卷一三六，同時增補了乾隆五十年和五十二年兩道整修明帝陵的上諭等內容。
總而言之，《日下舊聞考》自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進呈後，館臣曾屢次對其進行增刪、調整，其增補內容之下限已晚至乾隆五十二年。類似問題在四庫館官修諸書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反映出其編纂過程的複雜性。
（二）《日下舊聞考》的刊刻時間問題
關於《日下舊聞考》的初刻時間，存世刻本並未保留相關信息，歷來大致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該書刻於乾隆四十三年。年《故宮所藏殿版書目》及《故宮殿本書庫現存書目》皆著錄《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四十八冊，刻於乾隆四十三年。[30]從卷數和冊數判斷，此即通行的武英殿刻本，但乾隆四十三年距成書尚有四年，遑論刊刻，此說顯誤。另一種更爲流行的觀點，則以此書刊刻於乾隆五十二年前後。標點本“出版說明”稱“《光緒順天府志》記叙乾隆五十三年此書已刊行”，又認爲《日下舊聞考》記載下限在乾隆五十年，故而得出武英殿本當刻於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的結論。[31]此後，修世平又發現該書收有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的上諭，故將其刊刻時間精確到五十二年三月至十二月之間，後來的研究者皆踵其說。
其實，乾隆五十二年之說也是靠不住的。首先，遍檢光緒《順天府志》，並未發現所謂“乾隆五十三年此書已刊行”的記載，倒是在其《藝文志一》中找到了如下記載：“《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存，乾隆年刊本”。[32]此書實爲一百六十卷，而此處卻著錄爲一百二十卷（說詳下文），且未著刊刻時間，以示闕疑。因而，將《日下舊聞考》刊刻下限定在乾隆五十三年的所謂依據並不存在。再者，根據書中記載下限在乾隆五十二年，即得出此書刻於是年的結論，也未免失之草率。
由此看來，《日下舊聞考》的刊刻年代仍是一個需要重新討論的問題。筆者注意到，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爲清結書籍銀兩事呈稿》提供了《日下舊聞考》刊刻時間的相關線索：
查本處通行書籍處一項，結至五十四年十二月，呈明下存銀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二分七釐三毫七絲二忽。舊存書二千二百九十九部，值銀五千三百五十一兩三錢七分一釐九絲九忽。新刷《日下舊聞考》等書三種，計五百部，值銀一千三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五釐一毫。……以上賣書處並兩庫二共存銀四千六百九十九兩八錢二分二釐。除上年刷《舊五代史》並刻板片已銷過銀九百九十五兩五錢七分一釐六毫一絲，下實存銀三千七百四兩二錢五分三毫九絲。內又刷《日下舊聞考》等書五百部，用過銀一千三百五十兩三錢二分五釐一毫，現存銀二千三百五十二兩九錢二分五釐二毫九絲。[33]
這件檔案主要記載了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至五十六年十二月武英殿修書處的收支情況。其中兩次提到《日下舊聞考》，分別稱“新刷”、“內又刷”，通過對以上材料的仔細分析，我們可以判定此書初印時間當在乾隆五十六年。文中所謂“賣書處並兩庫二共存銀四千六百九十九兩八錢二分二釐”係截至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武英殿修書處之存銀，五十五年因刊刻《舊五代史》，年末結餘三千七百四兩二錢五分三毫九絲，而所謂“內又刷”云云顯然是指五十六年年內之印書花銷，故稱“現存銀二千三百五十二兩九錢二分五釐二毫九絲”。而“內又刷《日下舊聞考》等書五百部”所耗銀兩與上文所稱“新刷《日下舊聞考》等書三種”之總值相同，可知此二者皆指乾隆五十六年刊印此三書的費用。由此判斷，《日下舊聞考》當於乾隆五十六年由武英殿刊刻完成。
筆者的這一判斷亦可在當時館臣的相關記載中得到證實。陸錫熊嘗作《爲王大臣謝賜〈日下舊聞考〉札子》，其中有云：“欣鐫成於朵殿，快覩則讀願千回；荷頒賜於瑤墀，祇捧則珍思什襲。”[34]從這段文字看來，《日下舊聞考》甫一刻成，清高宗即將其頒賜群臣。關於此次賜書的具體時間，另一位館臣曹文埴於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所作《賜欽定〈舊五代史〉、〈日下舊聞考〉併〈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墨刻謝摺》一文，稱“本年十一月十八日，臣賫摺家人回至臣家，捧到恩賜《欽定舊五代史》一部、《欽定日下舊聞考》一部、《欽定顔真卿書朱巨川告身》一分”，[35]可知《日下舊聞考》的頒賜是在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這正可作為此書刻成於是年的佐證。
武英殿刻本《欽定日下舊聞考》內頁書影（圖片來自故宮博物院網站）
（三）《日下舊聞考》著錄卷數之歧異
關於《日下舊聞考》，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疑問，但長期以來卻一直為研究者所忽視，即該書著錄卷數的歧異問題。現今所見諸本，包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及武英殿刻本均爲一百六十卷，諸閣本書前提要及文淵、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卷首所收《簡目》亦稱此書凡一百六十卷，然而浙本、殿本《總目》及趙懷玉刻本（下簡稱“趙刻本”）、粵刻本《簡目》卻均著錄爲一百二十卷，清廷官修《清文獻通考·經籍考》及《清通志·藝文略》亦稱其爲一百二十卷。[36]對於這樣一個明顯的矛盾，先前的研究者多避而不談，僅辛欣《〈日下舊聞考〉版本辨誤》一文曾猜測此一百二十卷的記載乃繕寫者筆誤所致。但很難想象，如此多的官修目錄竟會發生同樣的“筆誤”。其實這裏涉及一個較為複雜的四庫學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如上所述，此書傳世諸本並無一百二十卷者，且卷首《進書表》已稱其爲一百六十卷，高宗在題《日下舊聞考》的一首御製詩中有註云：“復編增爲十五門，成書一百六十卷。”[37]可見此書成書之時確爲一百六十卷。那麽，一百二十卷的說法究竟從何而來呢？
目前所見各種一百二十卷的記載，以趙刻本《簡目》爲最早，因此需要重點考察其著錄之來源。此本係趙懷玉任四庫館分校時從館中抄出的一個本子，其刊刻雖已晚至乾隆四十九年，但若將之與其他版本的《簡目》加以對比，可以確定其底本的成書時間並據以考察其著錄依據。
首先，乾隆四十七年以後開始纂修的官修諸書，均見於其他諸本《簡目》著錄，而趙刻本皆無。這類書籍包括《欽定詩經樂譜全書》、《欽定樂律正俗》、《欽定石峰堡紀略》、《欽定臺灣紀略》、《欽定河源紀略》、《欽定古今儲貳金鑒》、《欽定千叟宴詩》七種，均爲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間奉敕纂修之書，其中時間最早者爲四十七年七月奉敕纂修的《欽定河源紀略》。其次，部分乾隆四十五年或四十六年間開始纂修的官書，趙刻本僅著錄書名而無卷數，而其他諸本則有著錄卷數者。如乾隆四十五年奉敕纂修的《歷代職官表》及四十六年奉敕纂修的《蘭州紀略》，前者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及粵刻本《簡目》皆著錄卷數，後者粵刻本著錄卷數，而趙刻本則皆無。
《簡目》最初進呈於乾隆四十七年七月，[38]根據上述情况判斷，趙懷玉從四庫館中抄出刊刻的應該就是這個本子。此本係以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的《總目》爲基礎編纂而成，[39]故尚未著錄四十七年七月開修的《河源紀略》，而始纂於四十五年的《歷代職官表》和始纂於四十六年的《蘭州紀略》則僅著錄書名而無卷數。由此可知，有關《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本的著錄早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前即已出現，而此書當時尚未纂成。
那麽，爲何在《日下舊聞考》尚未成書之時就已出現有關其卷數的著錄？爲何各本《總目》和《簡目》所記該書卷數互有出入？我們注意到，這種情况在四庫官修書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茲將類似書籍卷數著錄異同情況表列如下。
表1部分四庫館官修史書卷數著錄異同表
書名
著錄卷數
實際卷數
趙刻本簡目
文淵閣本簡目
文津閣本簡目
粵刻本簡目
浙本、殿本總目
大清一統志
+4[40]
熱河志
80
80
80
續通典
日下舊聞考
從上表可以看出：其一，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簡目》所著錄之卷數均與實際情况相符；其二，《總目》及趙刻本、粵刻本《簡目》完全一致，而與兩閣本《簡目》及實際卷數均存在較大出入。這種情况究竟說明了什麽問題呢？結合各書書前提要及相關材料可知，以上諸書的共同特點是纂修時間較長，而成書時間均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後。如《大清一統志》始撰於乾隆二十九年，成於五十四年；《熱河志》始撰於四十二年以前（具體時間不詳），四十八年四月添輯完畢；《續通典》始撰於三十二年，進呈於四十八年；《日下舊聞考》始撰於三十八年，進呈於四十八年。如上所述，《總目》最初進呈於乾隆四十六年，成書於四十七年七月的《簡目》即據此編成，而上述官修諸書均纂成於四十七年以後，在《總目》及《簡目》進呈之時尚未成書，但其卷數均已見於趙刻本，說明《總目》、《簡目》的最初進呈本應該已經著錄了上述諸書的卷數。如此看來，這些卷數自然不會是它們的實際卷數，而可能是纂修過程中預定的卷數。
筆者的這一判斷可以得到檔案材料的佐證。據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定限後未經辦竣各書清單》稱：《盛京通志》“原定一百卷……曾於上年四月內奏明添纂至一百三十卷……已進一百二十六卷，未進只有六卷”；《大清一統志》“原定三百六十卷”，“外藩一門添纂六十餘卷……已進三百六十八卷，未進尚有六十卷”；[41]《歷代職官表》“原定五十卷，今增纂至七十二卷”；《蒙古王公表傳》“原定二十八卷，今增纂至六十四卷”。[42]類似的記載還見於乾隆五十年二月十七日的《定限後未經辦竣各書清單》。[43]這是當時官修史書在纂修過程中預定卷數的明確記載。
有關《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的著錄，正是乾隆四十七年以前的一個預定卷數。隨着編纂工作的進行，這一預估卷數會根據實際情况隨時加以調整，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各館現辦各書酌定完竣日期清單》中有云：“《日下舊聞考》，已進過一百六十六卷，未進約二十卷。”[44]此時距離最終成書之日不足半年，而館臣預估卷數爲一百八十餘卷，與後來實際成書時的一百六十卷尚有不小的差距，由此可以看出這個預估卷數的動態調整過程。由於乾隆四十六七年初次進呈的《總目》和《簡目》均是按照當時的預估卷數一百二十卷加以著錄的，且後來的《總目》和《簡目》刻本皆未加以修正，故《清文獻通考》、《清通志》等書亦據以轉錄。而文淵閣和文津閣本《簡目》後來根據閣本的實際情况做了相應修訂，這纔出現了《日下舊聞考》著錄卷數的差異。
接下文——
本文作者：苗潤博，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感謝作者賜稿，本文原刊《中華文史論叢》年第四期，如需轉載，請與作者聯繫授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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