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摘要
本文把对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的解读置于燕京学派学术传统中，澄清早期学者对19世纪末转型期中的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判断和理解；其标志即传统型城市的腹地农村发育出的一个以农产品交易为核心的市镇社会。在面临新的社会条件时，市镇社会内部的自然调节机制陷入了危机，在自然调节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清河试验意图通过干预式调节来重振乡村经济，并建构新型地方性精神。早期学者提出的“市场”和“乡镇共同体”理论框架亦构成了日后社区研究的起点并开辟了多个研究脉络，构成燕京学派所理解的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总体图景。
关键词
早期燕京学派；市场；乡镇共同体；综合性区域经济设计
一、引言：社会调查与社会重建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知识群体在历经现代国家建制挫折后，以重返社会来创立制度的一场政治实践（杨念群，）。而这一认识中国“社会”的行动，又是晚清民初传统经史学向群学转变，进而催生出现代社会科学这一新知识谱系的思想结果（杨雅彬，；姚纯安，）。因而，无论是追问“民情”内涵的社会调查，还是基于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新制度建设，都构成理解这场社会运动的切入点；对这两方面及其关系的探讨，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论题。
近些年，学科史研究者在挖掘和整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文献的同时，也提出了从知识生产主体及其行动之间的关系入手，来整体理解这场知识运动。进而言之，他们将社会调查视为新兴的社会行为和学术活动的方式（黄兴涛、夏明方，），并推动了三条分析进路：第一，从知识生产过程来描述社会调查材料的产生，而社会试验则表达了这种知识生产的实用目的（李金铮，）。第二，以学术派别作为考察对象，辨析不同知识生产主体之间在思想、方法和具体实践上的差别（沈洁，；吕文浩，）。第三，以某一学派为出发点，理清社会调查方法在其建构社会学学科谱系中演变的过程，其中，燕京学派为社会学中国化所贡献的典范价值成为学科史研究的焦点（李章鹏，；赵旭东、齐钊，）。这一分析路向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起点。
受吴文藻年发表的《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文的影响，学者们通常将早期燕京学派主张的社会调查与后来的社区研究区别对待（阎明，；李章鹏，；齐钊，），这一作法固然敏锐地捕捉到了燕京学派的方法论转型，却忽视了该学派中最早一批中国学者在转化西洋学者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研究问题意识的奠基性工作，尤其忽略了早期学者主导的区域社会学中蕴含的人文生态学方法，而没能呈现“社会调查”向“社区研究”转型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至今看到的对燕京学派调查材料的解读，或者被僵硬地套在“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两个分类体系中（朱浒、赵丽，；李怡婷、赵旭东，），或是彻底变为重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的史料（赵丽，），因而也就谈不上整体把握这一学派将“理论、方法与服务”并重的学术特质。
对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梳理，正是对上述研究盲点的补充和修正。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一批中国学者，清河调查和试验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主张，同时也是他们在燕京大学的专业学科所构成的学术生态体系基础上，以地方社会为本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本文将分两部分对此展开论述：第一，将“清河调查”的知识生产历史置于燕京大学学术生态环境中进行总体考察，澄清其研究方法的学理来源及专业化参与的总体格局；第二，对“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调查的解读，揭示早期区域社会学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解，特别是那些具体措施背后的制度设计框架及其社会基础。
二、清河调查与燕京学派
年秋至年6月，燕大社会学系在杨开道的主持下，由张光录、余协中、万树庸等人参与完成了距燕大九里之遥的清河镇调查。目前学科史研究分析清河调查所依据的文本主要为这次调查的报告，以及后来由黄迪整理并于年发表的清河村镇社区调查。事实上，如果梳理-年间有关清河及其周边地区的调查资料就会发现，上述两个文本并不能构成清河调查的全貌，这近十年间的调查资料才构成后来黄迪分析的基础（黄迪，：31）。
据笔者整理，这一调查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年杨开道主持的清河镇概况调查；（2）-年间，万树庸的黄土北店村调查、蒋旨昂的卢家村调查，试验区研究部对毗邻清河镇的昌平县调查，以及张折桂、邱雪峨对清河镇礼俗的调查和刘志博对北平（包括成府村）的印子钱调查。由此可见，清河调查是燕大社会学系以清河镇为中心进行的长时段区域性系统调查。
从调查参与人员看，在清河调查早期阶段，除许仕廉、杨开道等燕大社会学系早期中国学者外，还包括步济时这类创系时期的教会学者（黄迪，：69）。若向前追溯，对清河镇所属的北平城郊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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