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文化深远，其中以杨继宗为代表的“廉吏”文化，更对清廉阳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阳城县不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基因，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编创了《廉洁文化润阳城》一书，该书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中的“廉吏”因素，以历史朝代更迭为脉，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独立完整的故事、深入浅出的感悟，从数百位阳城在外致仕者及外地来阳城为官者中选录了杨继宗、王国光、陈廷敬、张敦仁等40余名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发挥廉洁文化培根铸魂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初心、牢记使命，打造“清廉阳城”文化名片。
张之才无愧辞汤庙
节选自《廉洁文化润阳城》
张之才，北宋辽州（今山西左权）人，绍圣元年（）进士，任阳城知县，为阳城现存史料中的第一位清官。
“
一官来此四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
神道有灵应信我，去时犹似到时贫。
”
这首《辞汤庙》是宋绍圣四年（），阳城知县张之才期满荣升离任时，到县城汤帝庙辞拜时即兴所作。后人认为他行不愧言，故刻石记之。张之才也因此成为阳城现存史料中的第一位清官。
张之才，辽州（今山西左权）人，少年有志，聪明好学，不幸早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谁知为霸占家产，伯父和叔父互相勾结，合力欺负孤儿寡母。母亲气愤难忍，一状告到衙门，希望县太爷能够明辨是非，主持公道。不料，贪婪的县官只认钱不认人，颠倒是非，胡审乱判。看着输了官司、气得无可奈何的母亲，少年张之才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做个清官，专管人间不平事，只为百姓雪恨申冤。
绍圣元年（），张之才被委任为为阳城县令。他一上任就微服下乡察访民情，并且晓谕上下：本县衙门朝南开，有钱无理莫进来。不了解内情的人们都暗暗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一天，张之才正在后衙查看卷宗，衙役来报说本县旃村（今阳城通义村）的侯员外前来拜访。旃村是阳城县南的一个大村，其村南岭山大坡广，草木茂盛，十分利于放牧牛羊，家家户户以种地牧养为业，加工羊毛的擀毡房遍布全村，生产的羊毛毡又厚又暖，闻名四方，所以就有了“旃”（同“毡”）村这个雅名。这个侯员外在阳城颇有名气，其祖其父虽未举官，但均被历任知县聘为幕僚，参与本县政事。张之才在下乡察访中，多次听县里官员和乡村百姓提到他的大名，正准备择日亲自登门拜访，不想他已经来到县衙。于是他立即吩咐迎客，并敬上香茶。
二人正在后衙说得热闹，忽然前面传来急促的鼓声，张之才知道有人前来告状，立即更衣升堂，并请侯员外同堂听案。
堂下跪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状告几位叔伯霸占房产、逼死母亲。张之才接过状纸一看，这才明白了其中缘由。
原来数年之前，阳城东乡一赵姓人家，弟兄五个都在安徽芜湖做生意，但是这弟兄五个是五种性格，老大、老二、老三和老五诡计多端，乖巧狡诈，见风使舵，善玩伎俩。唯独老四精通经济，善于管理而又做事公平，在当地很有信誉，生意做得比四个兄弟都好，自然引起了他们的眼红。后来老四突然病故，下葬不到百日，四个弟兄就起了歹心，不顾手足之情，不仅平分了老四的家产，而且硬逼着老四遗孀霍氏带儿嫁人。
霍氏虽为女流，却铁骨铮铮，一纸诉状将兄弟四人告到了阳城县衙。当时的李知县接状大怒，传来兄弟四人，一审即明，于是将其四人一顿痛打，拘捕下狱。
正当孤儿寡母暗自庆幸遇到了青天大老爷时，没过几天，案情突然转阴，李知县以刁妇横行、不守贞节、勾引外人、诬告叔伯为罪名，将霍氏痛打一顿，逐出衙门，并将其所有财产全部分给了兄弟四个。
霍氏受此天大委屈，气得捶胸顿足，无处申冤，带着年仅八岁的儿子哭哭啼啼向娘家走去。到达沁河边时，天上阴云密布，狂风怒号，大雨如注，浊浪排空。走投无路的霍氏欲和儿子一起投河自尽，幸遇好心船夫相救，从她手中夺下了儿子，保下一命，而霍氏被滚滚沁河冲得无影无踪……
张之才看着字字如血泪的状纸，心如汤煮——而霍氏母子和自己的遭遇何其相似！他不禁怒从心起，当下就要发签传唤赵氏兄弟四人问个清楚，忽然看到站在一旁的侯员外暗暗地向自己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于是随其退入后堂。
侯员外压低声音，神秘地说：“县令大人万万不可重翻此案，否则将引来杀身之祸。”
“噢？这是为什么？”张之才有些惊讶。
侯员外笑了笑，老成持重地说：“实不相瞒，这个东乡赵氏虽为商人，但在朝里有个远房亲戚手握重权，还是皇上的红人，如果得罪了他，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进狱杀头。当年我就是李知县的幕僚，最清楚这层关系，听说这件事后连夜进衙告知。李知县如梦初醒，但覆水难收，他向我问计，于是我悄悄进入大狱，向赵氏兄弟晓以厉害，他们保证如果李知县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判案，他们愿意拿出两银子酬谢，不但不追究他，而且保证让他快速高升。于是，李知县顺阶下台，依意判案，不但得了钱财，留下脸面，而且一年之后就升任知府。临走之时，他专程到旃村向我致谢，并相赠我这把鹅绒扇，以兄弟相称……”侯员外侃侃而谈，展示着手中那把精致而价值不菲的鹅绒扇，脸上扬扬自得。
“原来是这样！”张之才强忍着心中怒火，脸上掠过一丝冷笑说，“多谢侯员外指教，本县差点酿成大错，自知如何处理，且随我上堂听审。”
在大堂坐定，张之才再也忍不住了，把惊堂木重重一拍，黑着脸道：“侯员外，都说你德高望重，辅政功高，却原来是献媚宠上，狼狈为奸，居然想出如此卑劣之计，上哄青天，下欺百姓，把一个为民作主的清官变成为虎作伥的昏官，还有何颜面在本县面前指手画脚？来呀，把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给我拿下！”
两边衙役一愣，都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这个侯员外可是几任知县的贴身幕僚啊，没有一个知县不对他言听计从，在这阳城县，除了衙门，就数他侯家大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就连刚才还是一脸得意的侯员外也吓了一跳，急忙上前作了一个揖说：“张大人，大堂之上，千万莫开这个玩笑……”
“谁在和你开玩笑？今天拿的就是你这个害人虫！”张之才“啪”地又拍了一下惊堂木，“给本县拿下！”衙役们这才知道知县不是开玩笑，上前一下子把衣冠楚楚的侯员外摁倒在地。张之才又扔下一支火签：“立即带人赴东乡带来赵氏四兄弟，本县要重审霍氏财产一案。”
赵氏兄弟没有想到，抢夺兄弟财产一案数年之后居然会重审，自知天理难违，况人证、物证俱全，当堂全部招供，如数交出了当年霸占的财产，归于侄儿，免受了皮肉之苦，和侯员外一起押进大狱，等待判罪。张之才清名鹊起，百姓争相传颂。
张之才在阳城任职四年，整纲肃纪，淳风化俗，平反冤案数十起，释放无辜百姓近百名，惩处凶顽恶霸十数个。境内罢争息讼，政通人和，百业兴盛。百姓安居乐业，他政绩卓著，名扬府州，百姓们称之为“张青天”。张之才离任之际，百姓们闻之，早早从数十里之外的乡村扶老携幼来到县衙，攀辕挽留，号啕痛哭。张之才也是恋恋不舍，感慨万千。出衙后专程到汤庙辞拜，挥笔写了开篇那首《辞汤庙》，载入邑乘，流芳千古。
《菜根谭》中有句名言：“彼富我仁，彼爵我义，君子固不为君相所牢笼。”意思是说，别人富有我坚守仁德，别人有爵禄我坚守正义，所以一个有守有为的君子决不会为高官厚禄所收买。这句话道明了“富”与“仁”“爵”与“义”的辩证关系，充满着人生智慧和处世哲理。
“一官来此四经春，不愧苍天不愧民。神道有灵应信我，去时犹似到时贫。”这首《辞汤庙》，是阳城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位清官张之才离任时的即兴之作。“不愧苍天不愧民”，把官员应深怀的敬畏意识和责任意识展现无遗，而“去时犹似到时贫”，则把无私和清廉体现得淋漓尽致。张之才在阳城为官四载，去如来时，坚守清廉，内心无愧，才敢在拜祭商汤庙时，堂堂正正，真诚表白。其官职虽小，但境界甚高，这种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百姓的浩然正气才是人世间真正的正能量，足以感天动地！“贫”，是清官廉吏的标志之一。为官者如能够常思己之所为，不为权力所困，不辱百姓所望，自会坦坦荡荡，傲立于世，堂堂正正无愧人生。
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古人诗词往往是生命经历和人格精神的写真，品来如清茶芬芳、美酒甘醇。在阳城历史上，留下了不少清官廉吏的足迹。这些官员中，无论是从阳城走出去的，还是从外地来阳城的，虽性格迥异、经历不同，但都一身正气，给濩泽大地留下了清正高洁的道德品质，滋养了淳朴善良、刚正耿直的民风民俗。“功名利禄”、“万贯家财”似乎与现实生活休戚相关，被一些人所看重，而“仁德正义”“公道公平”，虽看似有点“诗与远方”之格调，其实也并非高高在上，但参透了也应是实实在在接地气的生活味道。可以说，面对侯员外的诱导甚至是生命威胁，张之才既没上当，又无惧怕，更无昏判，铿锵之言，一拒私利相诱，二为民讨回公道，三捍卫正义法纪尊严，何其光明磊落。在他看来，做官要走正道，要敢于伸张正义，造福民众，若惧怕权贵、贪图钱财，断无好的下场。
“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这是清代戴远山赠给做官友人的一副对联，意思是说，当官而不贫，就算不得清官。当官而贫，不是因为没能力赚钱，而是主观上宁可甘于贫苦也绝不贪图份外之利的生活方式。即是说，不是不能富，而是不追求歪门邪道之富。作者以诗品之清衬官品之清，道出了“官念”问题，告诫做官的友人一心为民谋福，不要计较自身利益得失。这是对友人的殷切期望，同时也表达出作者的境界和操守。所谓“官念”，就是为官的理念，为官者能甘于清贫，是做清官好官的必备要件。
清贫，是中华几千年文化对为官者的期盼，这里的清贫并不单指物质生活上的困顿，更是指精神上的高洁清。清，清正、清廉、清白是也；贫，不损公肥私、不刮民利己，不取俸禄之外的回报是也，“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此语出自《汉书董仲舒传》，意思是说，“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吃俸禄就可以了，要将经商的机会留给百姓”。身份决定责任。唐代《唐会要》规定“五品以上，不得入市”；明代《大明律》中也有“禁止公、侯、伯、四品和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其家属、仆人经商”的明文条例。这些对官员从政立下的规矩，就是要让“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官员斩断发财念想。
“当官发财两条道”。商人发财走正道就天经地义，为官者发财则向来为世人所诟病、所不齿。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清贫有助于养廉。为官者，耐得住清贫、付得起辛劳，才能当好人民利益的守护者。无私、清廉、持诚守正是社会所推崇的良德端行，而自诫、自省、自警、自律则是赢得人民赞誉的好作风。为官从政只有甘于清贫，才能不贪不躁，拥有高尚的品行。真正的清官廉吏，做官不是为了发财、富贵，大都为官一生，清贫一世。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展现了革命者的清贫本色，他把清贫作为一种美德、一种品质，是一种内在的、向上的追求。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经手的钱财数以百万计，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自己却身无分文。在方志敏烈士的“官念”里，共产党的“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职业，不仅不能借当官发财，而且更多的应是奉献和牺牲。
清贫，是一种人生信仰，是一种精神上的富有，更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在战争年代，共产党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重要原因在于有千千万万方志敏这样的干部。“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从战争年代“红米饭、南瓜汤”的乐观豁达，建设时期“勒紧裤腰带搞生产”的艰苦奋斗，到如今“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踏石留印，中国共产党人在清贫中升华精神，猝火斗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甘祖昌、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一大批时代楷模，全心为民做事，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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