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左上方古玩元素网可快速 即位广之，易今名，中有壶春堂。延福宫，在府城安远门内，宋徽宗建，规制精巧莫与为比。二宫皆毁于金兵。东景灵宫、西景灵宫，在府城内端礼街之东西，宋建，置艺祖以下御容于内。升平楼，在府城宋大内需云殿东，旧名紫云，乃宫中观宴之所，明道初改今名。”[67]书中所记宫殿并无名“奉华”者。据宋元之际周密（—年）撰《武林旧事》（卷七）记载，“奉华”乃南宋高宗皇帝之刘贵妃所居之“奉华堂”，在德寿宫内[68]。因此，倘若真有这种刻“奉华”铭文的钧窑瓷器，也只能是南宋时所刻划。认为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的理论依据之一是陈设类钧瓷的烧造与“花石纲”、“艮岳”有关系。年，赵青云先生撰《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率先指出：“据文献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佳花名木，类聚区别’这些花木，有的是作为盆景陈列的。而当时的钧台窑，当然要为宫廷烧造盆景所要的器皿。出土的各类花盆与盆奁儿器底均刻有一至十的号码，同号配套，这说明为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69]赵青云先生文中所引文献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一“花石纲之役”[70]。以后很多人在谈论钧窑时，都将其与“花石纲”、“艮岳”相联系，认为钧台窑的设置，与宋徽宗为装点皇家宫苑“艮岳”有密切关系，陈设类钧瓷中的成套花盆和出戟尊是为种植由“花石纲”从南方搜罗的奇花异草和怪石而烧造。这种看法似乎顺理成章。“艮岳”系北宋著名宫苑，位于汴京（今开封市）宫城东北隅。宋徽宗设花石纲、建艮岳确有其事，《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第三十八、地理一）载：“万岁山艮岳。政和七年始于上清宝箓宫之东作万岁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宣和四年，徽宗自为《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故名艮岳。蔡绦谓：初名凤凰山，后神降，其诗有‘艮岳排空宵’，因改名艮岳。宣和六年诏，以金芝产于艮岳之万寿峰，又改名寿岳。蔡绦谓：南山成，又改名寿岳。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自政和讫靖康，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71]”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之“古迹”）亦曰：“寿山艮岳，在府城东北隅，宋徽宗所筑，初名凤凰山，后改为寿山艮岳。其上有华阳宫（应为阳华宫，笔者注），山周廻十余里，峰峦嶂巘、洲渚池沼、怪石古木、珍禽奇兽、宫殿馆阁、堂亭台榭，各有名号，不可殚纪。悉为金兵所毁，唯土山尚存。[72]”其实人们将陈设类钧瓷的烧造与“花石纲”、“艮岳”相联系，只能算作理论上的推测，并无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应该说这种推理缺乏严密性。由上述可知，将钧瓷的始烧年代定为北宋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将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定为北宋也尚缺乏过硬的证据。那是不是说陈设类钧瓷就一定烧造于元代，或元末明初，或明初呢？笔者认为不然，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目前的仪器测试年代也还不够完善，测试手法单一，误差较大。另外，仅仅依靠没有任何纪年佐证及地层关系的考古发现、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的研究方法来确定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还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器物造型方面，年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南宋开禧元年（年）墓就出土有青白釉海棠式香炉（见图7），[7]与传世钧窑海棠式花盆（见图8.1和图8.2）造型如出一辙。再如年江西省宜春市高士路南宋墓出土的吉州窑白地黑花六方花盆托[74]（见图9），与传世钧窑六方花盆托（见图10）造型基本一致。年11月2日至25日“，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禹州市召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培育先生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年禹州钧台窑考古的新发现。年4月至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旧城改造建设，对“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这里距“禹州钧台瓷窑遗址”较近）住宅楼小区建设工地发现的文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平方米，清理窑炉4座、墓葬4座，获得陶、瓷、铜、铁、石、骨等文物件。年11月2日至25日，中国古陶瓷学会在河南省禹州市召开禹州钧窑专题研讨会，专家们初步认为此次考古发掘获得的陈设类钧瓷比年发掘钧台与八卦洞附近钧窑遗址出土陈设类钧瓷器形大，工艺、胎质、釉色均有所不同，认为这批钧釉瓷器的时代应为元代[75]。笔者也曾将这两个地点出土的陈设类钧瓷进行比对，发现年原禹州制药厂地基出土者（见图11.1、图11.2、图11.和图12.1、图12.2）在制作工艺上比年八卦洞窑址出土者（见图1）差，胎体也显得厚重。科技工作者的测试结果也表明二者在胎、釉化学组成方面存在差别[76]。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陈设类钧瓷，也大致可分为精细型（见图14.1和图14.2）与粗放型（见图15.1和图15.2）两类。因此，是否意味着精细型陈设类钧瓷与粗放型陈设类钧瓷分属不同时代所烧造，也就是说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存在着生产连续性，精细型的烧造年代是北宋或稍晚，而粗放型的烧造年代是明初，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设类钧瓷烧造年代之谜的最终揭开，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和仪器测试古陶瓷年代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钧窑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最终解决，除了期待新的考古发现以外，也离不开对传世钧窑瓷器的了解。为了进一步推动钧窑研究的深入开展，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决定将钧窑研究作为本年度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心，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举办“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出版《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召开“钧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年月，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古陶瓷鉴定家、91岁高龄的耿宝昌先生曾带领研究小组成员到天津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封市博物馆、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禹州神垕镇等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综合各方面情况，对院藏钧窑瓷器进行了重新梳理、鉴定。为了较全面反映钧窑所取得的成就，本次展览除了展出故宫博物院所藏钧窑瓷器精品以外，还从天津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兄弟单位商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传世和出土钧窑瓷器或标本精品共同展出。应当指出，为慎重起见，本次展览和出版图录所选钧窑瓷器在断代方面，仍采用传统观点。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开展此项科学研究活动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将各方面资料汇集一堂、供大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希望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此次举办的钧窑研究系列活动，能对有关钧窑诸多学术问题的最终解决有所裨益。
注：[1]（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年。[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年。[]（明天顺）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亦称《明一统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4年。[4]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4年第8期；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4年第8期。[5]（明天顺）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4年。[6]（明）曹昭撰：《格古要论》，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北商务印书馆，6年。[7]（明天顺）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4年。[8]（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重修：《明会典》，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湾）商务印书馆，4年。[9]（明）高濂撰：《遵生八笺》，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北商务印书馆，6年。[10](明)张德谦撰:《瓶花谱》，万历绣水沈氏刻宝颜堂祕笈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50册第54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6年。[11]《宣德鼎彝谱》，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北商务印书馆，6年。[12]邵锐：《宣炉汇释》，菰香馆铅印本，年。[1]PaulPelliot,LepretemlualbumdeporcelainsdeHiangYuan-pien，T’oungpaoⅩⅩⅩⅡ,.[14]Rosekerr,LateChineseBronzes(VictoriaandAlbertMuseumFarEasternSeries),London.[15]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年。[16]秦大树：《钧窑三问——论钧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5期。[17]陆鹏亮：《宣炉辩疑》，《文物》年第7期。[18]（明末清初）方以智撰：《物理小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北商务印书馆，6年。[19]（清）查慎行撰：《人海记》，北京古籍出版社，9年。[20]（明）谷泰撰：《博物要览》，收入《丛书集成新编》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6年。[21]（清初）孙承泽著：《砚山斋杂记》，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年。[22]（清）无名氏撰：《南窑笔记》，收入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2]（清）朱琰撰：《陶说》，收入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24]（清）蓝浦撰：《景德镇陶录》，收入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25]（清末）寂园叟撰：《陶雅》，收入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26]（民国初年）许之衡撰：《饮流斋说瓷》，收入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27]郭葆昌著：《瓷器概说》，收入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年。[28]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8年。[29]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4年第8期。[0]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4年第8期。[1]王熙兆：《钧窑遗址考察笔录》，收入《钧瓷志》，苗锡锦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9年。[2]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年第6期。[]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2年。[4]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年第11期。[5]秦大树：《钧窑始烧年代考》，《华夏考古》年第2期。[6]久志卓真：《支那的陶磁》，东京宝云舍，年；大谷光瑞：《支那古陶磁》，东京陶雅会，年。[7]道在瓦斋（罗原觉）：《谈瓷别录》，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出版社，年。[8]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6年。[9]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问题》，《文物参考资料》8年第2期。[40]童书业、史学通：《中国瓷器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8年。[41]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年。[42]余佩瑾：《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台北故宫博物院，9年。[4]刘涛：《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文物》年第2期。[44]欧阳希君：《论钧窑年代、性质兼及其他》，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年。[45]秦大树：《钧窑始烧年代考》，《华夏考古》年第2期。[46]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辩——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年。[47]陈克伦：《钧台窑“北宋钧窑”产品时代的再讨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0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年。[48]赵青云：《禹州钧台窑的创烧历史》，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编《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7年。[49]张金伟：《钧窑相关问题之我见》，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编《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7年。[50]陆明华：《钧台官钧瓷烧造时代考证》，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编《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7年。[51]出川哲朗著、陈枫译：《关于官窑类钧瓷器的制作年代》，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编《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7年。译自年11月15日出版的《鹿岛美术研究》年报第21号。[52]李文昌：《“官钧”烧造于明代吗——中国深圳“官钧”瓷器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物报》年12月22日。[5]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9年。[54]定州市博物馆：《定州市寨南村宋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年第期。[55]张桂莲：《金元时期四种钧釉瓷器断代研究》，《文物世界》1年第1期。[5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7年第4期。[5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毛家湾出土瓷器》，科学出版社，年。[58]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9年。[59]赵青云：《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岭南美术出版社，年。[60]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4年第8期。[61]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2年。[62]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年。[6]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9年。[64]冯先铭：《宋代瓷器发展的几个问题》，收入冯先铭著《古陶瓷鉴真》，北京燕山出版社，6年。[65]李辉柄：《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一九八五年郑州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7年。[66]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收入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年。[67]（明天顺）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4年。[68]（宋）周密撰：《武林旧事》，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台北商务印书馆，4年。[69]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年第6期。[70]（明）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4年。[71]（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年。[72]（明天顺）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4年。[7]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第14册图版52，科学出版社，年。[74]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第14册图版72，科学出版社，年。[75]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编《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7年。[76]杨大伟等：《钧台窑不同时期发掘出土钧瓷的PIXE和模糊聚类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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