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能在马背上取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入关后，清廷以文治国，并延续历代的科举考试，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因此涌现出来，并身居高位，熊赐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熊赐履家世不幸却刻苦读书，入仕后，《万言疏》惊动朝廷熊赐履的父亲熊祚延是明朝生员，在书院担任讲师。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团练，保卫家乡安全。在一次战斗中，熊祚延不幸遇难。这年，熊赐履年仅八岁，在母亲李氏的庇护下躲过追杀。一家人从此陷入贫困，经常食不果腹。但在熊赐履的学业上，李氏要求极为严格。熊赐履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学习，终于有所成就。顺治十五年，熊赐履考中进士，授庶吉士；第二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年，补弘文院侍读。熊赐履康熙六年，康熙开始亲政，号召群臣上书，发表朝政的看法。熊赐履立即响应，上呈惊动朝野的《万言疏》，就吏治、朝政、帝道等问题展开论述，并对四大辅臣推行的措施提出尖锐批评。在疏文中，熊赐履指出，如今生产疲弊，百姓贫困，除了上交朝廷的夏税秋粮外，还要缴纳地方私派的苛捐杂税。遇到荒年，即使朝廷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但大多好处都被下面“截取”，百姓任然陷入背井离乡的困境。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督抚要员行为不端。要改变现状，就要刷新吏治。熊赐履还在疏文中指出朝廷对面的四大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一、朝廷文武百官党同伐异，遇事相互推诿。对于这种风气，他建议康熙申饬满汉官吏和衷共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二、地方学政废弛，文治教化日渐衰落，博学鸿儒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许多读书人都不懂得儒学精义。对此，他认为应该兴办学校，尊师重道，宣讲儒学。三、礼制不行，风俗败坏。他建议康熙下诏，提倡节俭，对王公大臣的府邸、服饰严格划定等级，不许僭越。四、辅政大臣政令多变，以至下面无所适从。解决办法是严格执行已经颁布的朝廷章法，加紧完善《大清律例》，使朝野上下有法可依。熊赐履上疏之时，正是鳌拜权倾朝野之际，朝廷官员大多对鳌拜惟命是从，即使有不满意者，也是明哲保身。而熊赐履在疏中毫不避讳，所指出的各种弊端，都与鳌拜有关系。因此，此疏的出现，轰动朝野。鳌拜见此疏后，立即要求康熙治熊赐履“妄言”之罪，但康熙断然拒绝。康熙受康熙赏识而成为一代帝王师康熙铲除鳌拜后，熊赐履得到康熙的进一步信任，不久便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并担任经筵讲官。所谓经筵，即讲官为皇帝讲经史文学，讲课以经书为本，以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为鉴，授治国安邦之道。熊赐履一边处理任内政务，一边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经筵讲学之中。康熙是一位有锐意进取精神的皇帝，对待经筵的态度非常认真，反对流于形式。讲官讲学之时，他虚心学习，经常提出疑问。熊赐履也有问必答，仔细讲解，还经常结合朝政问题，向康熙传授程朱理学。康熙十一年，熊赐履回家探亲。返京后，被康熙询问他湖广百姓的情况。熊赐履如实禀报家乡正在遭受水灾，百姓饥寒交迫。康熙便立即下令，减免有关州县的赋税。康熙此后，在经筵时，熊赐履进一步用儒家“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的道理启迪康熙，指出只有让百姓休养生息才是长久之策，而当务之急是整治水利。康熙非常认同，在平定“三藩”后，积极治理水患。康熙请教人才选拔的问题时，熊赐履根据儒家“为政在人”、“人存政举”的观点，指出先重其德，然后让人才各尽所长。此外，在格物致知、人性善恶、知行关系等问题上，康熙与熊赐履也多次探讨。前途一片光明时，却意外马失前蹄康熙十五年，熊赐履拟批时出现一点差错，被皇上检查出来。熊赐履内心惶恐，想将此事“移花接木”给同事杜立德。杜立德察觉后，找熊赐履对质，两人争得面红脖子粗。这时，有人出来指证，说亲眼看见熊赐履作弊。康熙命吏部对其进行审问，但熊赐履只得招供。最后，熊赐履被罢官，遣回原籍。熊赐履当时，清廷与吴三桂正在湖广地区打仗，熊赐履只好迁居江宁。此后十余年，熊赐履潜心著书立说，他的《下学堂札记》、《学统》、《朴园迩语》均在此期间完成。就在熊赐履寓居江南期间，朝廷发生激烈党争，他以及清廷几位重量级理学家徐乾学、李光地均卷入其中。徐乾学曾拉拢李光地一起拜会明珠，要求启用熊赐履。但李光地却一言不发，而明珠不仅拒绝为熊赐履求情，反而挑拨熊赐履与徐乾学的关系，结果三人不欢而散。明珠担心熊赐履被重新启用，加紧在康熙面前进行活动。与此同时，熊赐履与徐乾学、陈廷敬等南书房大臣关系日益紧密，颇有串通之嫌。重返朝堂，终安全着陆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念及熊赐履往日功劳，重新启用他，仍命其担任当经筵讲官。不久，熊赐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康熙这时，熊赐履与徐乾学交往更加密切，但与李光地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相互攻击。熊赐履抨击李光地学问肤浅，只知道拾人牙慧。李光地对熊赐履深受康熙赏识，十分嫉妒，说他大言不惭。康熙虽然觉察到熊赐履卷入争斗，但对他依旧比较信任，而对李光地的学术水平则产生怀疑。康熙三十八年，熊赐履奉康熙之命，侍奉胤礽。此时的胤礽已经失去康熙的信任，熊赐履的入侍对于逆境中的胤礽，无疑是个机会。因此，胤礽百般拉拢熊赐履，给予高规格礼遇。熊赐履对胤礽的礼遇十分感动，因而对他的事也十分尽责。当然，熊赐履毕竟经历过宦海沉浮，与胤礽仅仅只是工作上的交往，并没有与其结党。但是，熊赐履却与胤礽外叔公索额图关系过于亲近。当康熙问何人能当重任时，熊赐履与索额图相互抬举彼此，连康熙对二人关系进展也感到惊讶。康熙四十二年，胤礽与康熙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朝廷局势也趋于险恶。熊赐履年近古稀，为了远离争斗，请求退休。康熙同意他的请求，让他按原品级退休而且依旧享受俸禄，但要留在京城。一个月后，康熙将索额图罪状公之于众，并且宣称要抓其党羽。熊赐履在这个时候请求退休，显然有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康熙同意他退休，但又令其留京，有保全之心，也有防范之意。康熙四十八年，熊赐履回到江宁。三年后去世，朝廷赐谥号“文端”。熊赐履去世后，康熙多次赐予抚恤，还酌情录用其子，以表示不忘旧臣情义。熊赐履饱读诗书，学术水平得到康熙的认可，是一位合格的帝王师。他一生经历宦海沉浮，悟得为臣之道，明白进退之法，终归平安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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