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堂刻文献是基督宗教为传教需要在教堂或会院刊刻的文献。明末清初，天主教会在浙江、北京、广东、福建、湖北、上海和陕西等地教堂均有文献刊刻。内容以宗教为主，辅以人文和科技，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奥思定修会刊刻的文献内容和方式有一定差异。明末传教士开创的堂刻文献模式影响深远，在天主教传播史、中国刊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堂刻文献天主教刊刻明末清初中国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
堂刻文献肇始于明末，发展于清初，赓续至民国，主要指基督教（天主教）在教堂及会院刊刻的文献。因其牌记通常署“某某堂”梓刻，故称之为堂刻文献。堂刻文献内容涉及宗教、人文和科技诸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传播史和中国出版史等领域均应有重要地位。不足的是，既往研究仅有张秀民注意到北京南堂的刻书，何朝晖介绍了部分教堂的刊刻情况，堂刻文献的基本情况、特点和价值尚未见系统探讨。本文讨论的堂刻文献是以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教堂或会院刊刻的关于西方学术、宗教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文献为中心，清末和民国时期堂刻文献情况待它文再述。
一、堂刻文献的概况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常采用书籍传教的方法，结交国人，传播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编刊有汉文、满文和蒙文的文献，其中，教堂刊刻的主要是汉文文献。目前所知天主教会在中国大陆刊刻的第一份汉文文献是《祖传天主十诫》，约刊刻于—年间。利玛窦称：“鉴于很多人来向神父们问道，并对他们自己的宗教产生了一些疑问，神父们便把《天主十诫》译成了中文，交付刊印，提供给前来问道的人们，告诫他们要遵行这些戒律，因为它们都极为符合真理与自然法则。”影印本《天主实录》后所附《祖传天主十诫》《天主经》和《圣母经》，字体、板式与《天主实录》明显不同，可见并非刊刻于同时。利玛窦年9月13日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的信中称：“我们已印刷了中文的《天主经》《圣母经》和《天主十诫》。”利玛窦年11月30日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称：“我们同时也把‘十诫、天主经、圣母经’的中文译本寄给您。”罗明坚《天主实录》后所附者，虽未题《天主经》《圣母经》，但前半部分是拜告“圣母娘娘”，后半部分是拜告“大父”，应该就是利玛窦所称的《圣母经》和《天主经》。由此可推断，《祖传天主十诫》等极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在中国大陆刊刻的天主教文献。
《天主实义今注》明末，杭州的天主教教堂建立了刊刻系统。根据堂刻文献的牌记，“慎修堂”梓刻《畸人十篇》附《西琴曲意》《灵言蠡勺》和《教要解略》，“昭事堂”刻有《进呈书像》，“超性堂”刻《圣人行实》《与弥撒功程》《天主圣教念经总牍》《天主圣教约言》《西方答问》《天神会课》和《天主降生引义》。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CHINOIS的文献中收有“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书版”目录，载有40种文献，均为杭州天主堂刊刻。北京“领报堂”刻有《三山论学》《畸人十篇》《七克》和《圣母行实》，“天主堂”刻有《司铎典要》和《超性学要》，“宣武门天主堂”刻有《涤罪正规》和《出像经解》，“金台景教堂”刻有《天主经解》《圣母经解》和《涤罪正规略》，“首善堂”刻有《圣体仁爱经规条》《万物真原》《济美篇》《德行谱》《天神规课》《性理真诠》《涤罪正规略》《天神会课》和《哀矜行诠》，“圣母领报会”刻有《畸人十篇》，“始胎大堂”刻有《七克》《天主降生言行记略》和《圣母行实》，“皇城堂”刻有《真道自证》，“仁爱圣所”刻有《朋来集说》《盛世刍荛》和《圣经广益》。明末清初，北京有东西南北四堂，北堂（西什库教堂）居西安门内，《圣经广益》牌记署有“皇城西安门内首善堂仁爱圣所藏板”，可知上述“首善堂”“皇城堂”和“仁爱圣所”同指北堂；南堂又名领报堂、京都始胎大堂，居宣武门，上述“领报堂”“宣武门天主堂”“始胎大堂”“圣母领报会”“金台景教堂”应指此处；而“天主堂”似是泛称。由此可知，北堂和南堂是天主教在北京的主要刊刻场所。北京天主教南堂福建的“福州钦一堂”刻有《西学凡》《圣梦歌》和《二十五言》，又据法国国家图书馆CHINOIS“福建福州府钦一堂刊书板目”，福州钦一堂刊刻文献有51种。“福州景教堂”刻有《圣母行实》和《大西利西泰子传》，“闽景教堂”刻有《教要解略》，“晋江景教堂”刻有《降生言行纪略》《西方答问》《代疑续篇》和《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清漳景教堂”刻有《实义续篇》，“闽中景教堂”刻有《弥撒祭义》《十慰》《则圣十篇》《涤罪正规》《几何要法》和《三山论学》，“三山景教堂”刻有《圣记百言》，“敕建闽中天主堂”刻有《性学觕述》《圣若撒法行实》和《五十余言》，“闽中天主堂”刻有《三山论学》，“闽福州府玫瑰堂”刻有《圣女罗洒行实》和“闽三山怀德堂”刻有《天主圣教要理》。其中，“闽福州府玫瑰堂”和“闵三山怀德堂”分属多明我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其他均为耶稣会的教堂。在福建，耶稣会刊刻文献的牌记多署“天主堂”和“景教堂”之类的泛称，难以辨别哪些是同堂异称，这为文献所属教堂的认定带来困难。广东耶稣会的“大原堂”刻有《圣母行实》《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天神会课》和《万物真原》，“全能堂”刻有《天主圣教日课》，“粤东天主堂”刻有《真福直指》和《天主圣教略说》，“横浦翼翼堂”刻有《告解四要》和《领圣体紧要》；方济各会的“朝天路教堂”刻有《永福天衢》和《进教领洗捷录》，“杨仁里福音堂”刻有《涤罪正规》《成人要集》《万物本末约言》《圣父方济各行实》《天主十诫劝论圣迹》和《圣教要训》，另有“广东圣方济各会堂书版目录”载有23种文献。奥思定会在肇庆的“真原堂”刻有《要经略解》《圣教切要》和《四终略意》。由此可知，不仅耶稣会，广东的方济各会和奥思定会的教堂亦刊刻不少文献。绛州的“景教堂”刻有《修身西学》《齐家西学》《三山论学记》《圣梦歌》和《神鬼正纪》。松江的“敬一堂”刻有《坤舆格致略说》《圣若瑟行实》《（圣母领报会）显相十五端玫瑰经》《四末真论》《天主圣教撮言》《圣记百言》《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圣教问答指掌》，另《求说》的牌记署有“云间天主堂梓”，似应指“敬一堂”，“天主堂”为泛称。七宝的“圣多明我堂”刻有《天神会课》。常熟的“天主堂”刻有《提正编》。苏州的“大原堂”刻有《真福八端》。湖北的“郢天主堂”刻有《圣洗规仪》、“郢钦一堂”刻有《天主圣教四字经文》和《涤罪正规》以及“楚中钦一堂”刻有《教要序论》和《天主圣教约言》。济南的“天衢堂”刻有《总牍·五伤圣方济各祷文》《正学谬石》《圣方济各第三会会规》《圣伯多禄亚甘太辣祝文》《圣人文度辣赞圣人安多尼祝文》《圣若瑟七苦乐文》，“补儒堂”刻有《默想神功》，根据何朝晖的研究，“天衢堂”和“补儒堂”为同一教堂。江西的“钦一堂”刻有《天主圣教四字经文》，“曰旦堂”刻有《善终助功规例》和《天学蒙引》，另“南昌天主堂”刻有《默想神功》，此处“天主堂”似为泛称。长溪天主堂刻有《形神实义》。南京的“正学堂”刻有《涤罪正规略》。由上可知，明末清初天主教会在杭州、福建、北京、广东、绛州、上海、江西以及湖北等地的教堂均有刊刻活动，其中，杭州、福建和北京的教堂刊刻数量较多，这与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范围和中国传统刊刻文化发达所在基本一致。这说明天主教的刊刻活动受到传教需要和中国出版文化的双重影响。二、堂刻文献的基本特征堂刻文献在天主教会刊刻的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官刻、私刻和坊刻等其他形式刊刻的汉文西学文献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显著特征。这些文献是中西人士合作完成的，一般是对欧语文献的翻译，而且拥有独立的编辑刊刻发售网络。然而，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刊刻，传教士的传教使命决定了大部分堂刻文献题材和内容的宗教属性。由于传教士传教策略的差异性，不同修会的堂刻文献具有不同特征。同汉文西学文献的其他刊刻形式一样，堂刻文献的编辑采用传教士独撰、传教士口授国人笔译国人独著、国人撰写传教士指正的形式，大部分文献有序、跋、引，序跋多为有一定名望的国人所作，用来抬升作品的地位。“引”是作者为文献做的介绍。国人参与文献的编辑主要集中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福建和陕西。较为著名的有被称为“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陕西的韩霖和韩云、段衮和段袭兄弟。他们大致靠同年进士、宗族、姻亲和师生的关系联络，成为堂刻文献的编辑文人群体。如杨廷筠、冯应京、曹于汴、苏茂相和陈民志同为万历二十年进士；李之藻、吕图南、祁光宗和张维枢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徐光启、刘胤昌、周炳谟、樊良枢、王家植和张京元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在宗族、姻亲和师生关系中，上海的徐光启家族、陕西绛州的韩氏和段氏家族都极力支持文献的编刊；徐光启的姻亲许乐善和他的学生孙元化也助力文献的编刊。因此，通过传统的人际网络，天主教建构了堂刻文献的编辑群体，他们亦可被称为早期的译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天主教徒，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他们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西学与中学的融合中起着筚路蓝缕的先锋作用。利玛窦与徐光启除文献翻译编辑外，堂刻文献还建立了独立的刊刻发售网络。明末，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福建和北京等地都有成体系的印刷网络。来华传教士发现将天主教的教理和教义刊刻成书不仅便利，还可弥补传教人手的不足。利玛窦在书信中写道：“刻板在我们会院中，是我们所有，只费些纸印刷罢了。我们中有的会印刷，有的会装订。有教友，也有教外人捐献纸张，以便印刷要理问答和我们其他的著作。”有时，编撰文献也在教堂，利玛窦《西国记法》的序署有“东雍晚学朱鼎浣书于景教堂”，说明朱鼎浣在教堂中为该书作序。各个教堂之间的刻板是共享的，有时会运输到异地教堂翻刻，潘国光《天神会课》署有“武林超性堂藏版，七宝圣多明我堂刊”，说明刻板在杭州，在松江七宝刊刻。可见，教堂既是天主教会刊刻文献的机构，又是文献编撰和传播的场所，在天主教文献的刊刻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就题材和内容而言，堂刻文献具有特殊性。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汉文西学文献的内容可分为宗教、人文和科技，堂刻文献也包含这些类别。事实上，很多以人文和科技为主的作品亦有不少宗教思想杂糅其中。传教士刊刻的文献内容与其处境有一定关联。杭州、福建和北京教堂刊刻的文献以宗教为主，辅以人文和科技文献，人文和科技文献的刊刻时间主要在明末，这时传教士的传教对象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借人文和科技等致用之学走上层路线，期待赢得高层知识分子的好感。广东的教堂主要刊刻宗教文献，这与清初传教士被驱除至广东，传教活动转入地下有关。官刻、家刻和私刻的汉文西学文献，国人的选择权更重些，刊刻的主要是人文和科技类文献，如官刻《崇祯历书》。据“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清代官刻的汉文西学文献有《御制数理精蕴》《御制历象考成后编》《钦定仪象考成》《钦定仪象考成续编》《新制仪象图》《西洋新法历书》（30种）、《新法历书》（26种）、《新法历书》（7种）、《律吕正义》（四卷）、《律吕正义》（五卷）、《律吕正义》（六卷）、《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十二卷，其中九卷至十二卷为抄本）。从内容上看，官刻的汉文西学文献主要是大部头的历书、乐类等科学文献。邓玉函与王徵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在明代有年武位中（扬州）刻本、约—年汪应魁（新安）广及堂刻本和年西爽堂（新安）刻本。广及堂和西爽堂是徽州府重要的书坊。《涤罪正规略》有庞天寿刻本。上海许府刻有《天神会课问》（）和《圣教四规》。堂刻文献的选材内容反映了传教士的意志，如前文统计的教堂主要刊刻的是宗教内容的文献。总体而言，堂刻文献以宗教为主，人文和科技次之，这充分说明传教士将传教贯穿于在华活动中，堂刻文献的主要功能还是服务于传播天主教。在传教士内部，不同修会对文献刊刻持有不同的态度。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奥思定会均参与堂刻文献的刊刻。相较而言，耶稣会的刊刻活动范围广，数量多，多明我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福建，方济各会在广州和山东。耶稣会对人文学术、科技和宗教文献均有不少刊刻，其他修会主要刊刻宗教文献。耶稣会主要是在国人的帮助下进行翻译、校订与刊刻活动，完成整个流程，而方济各会除自己编译刊刻外，还直接翻刻耶稣会编刊的文献。如在广东，耶稣会教堂主要重刻以往在他地编刊的文献，而方济各会刊刻的文献过半的撰著者是耶稣会士及其在华发展的教徒。各修会在华传教过程中虽有不少冲突，但在刊刻文献上，其他修会还是效仿耶稣会。甚至，19世纪来华的第九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领班比丘林将年的“皇城西安门内首善堂藏版”《天神会课》改编后于年刊印。堂刻文献在明末清初到底影响如何，哪些文献受时人欢迎抑或受传教士的重视，可以从文献的初刻与翻刻中窥见。有些文献不仅初刻、重刻，还有三刻，甚至四刻。如高一志《教要解略》“闽景教堂重刻”，杭州“慎修堂第三刻”，绛州第四版。一些重要的文献在不同地方的教堂反复刊刻，《天神会课》在杭州的超性堂、北京的首善堂、广东大原堂、七宝的圣多明我堂均有刊刻。有的在同地同堂刊刻，如冯秉正《圣体仁爱经规条》在皇城西安门内首善堂校梓，本堂藏版；有的需要去别的教堂借用木板，如利玛窦《畸人十篇》康熙甲戌岁京都领报堂藏板，金台圣母领报会重刊；有时还需要将木板长距离运输，在异地刊刻，如潘国光《天神会课》武林超性堂藏版，七宝圣多明我堂刊。这充分说明堂刻文献的影响和受欢迎程度。另外，堂刻文献的影响也反映在一些藏书目录中。三、堂刻文献的价值和意义堂刻文献在天主教传教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从全球范围来看，借助文献传教不是天主教的主要传教手段，在美洲，印第安人在武力的胁迫下归信天主教，其他地区也多使用口头传教的方式。采用刊刻文献的方式传教，主要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汉文化圈。事实上，来华传教士内部，还曾存在口头传教与刊刻文献传教的争议，龙华民等人主张口头传教策略，利玛窦和庞迪我等人坚持刊刻文献。从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入华，至年教宗下令解散耶稣会为止，共有多达位耶稣会士先后抵华。清初禁教时期，传教活动转入地下，正是通过这些文献天主教的经文才得以流传。根据张先清的研究，禁教时期流通的主要是经文类的宗教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是原来的堂刻文献，流入到民间社会进行流传，对天主教在华的扩散和传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清末，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李提摩太等人还去寻觅这批文献，并延续其刊刻文献传教的方法。上海的土山湾慈母堂刊刻了大量文献，其中不少是重刻明末清初的宗教文献，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艾儒略的《天主降生引义》和《涤罪正规》、高一志的《教要解略》、柏应理的《天主圣教百问答》和《四末真论》、朱宗元订阳玛诺译的《圣经直解》和《轻世金书》、潘国光的《天阶》、孙璋的《性理真诠提纲》、冯秉正编译的《圣年广益》等。至年止，用木版重印了70种。因此，堂刻文献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璀璨明珠，是天主教本土化的重要尝试，它所带来的影响从明末延续到清末。堂刻文献在中国刊刻史上也有重要意义。通常而言，学界将传统文献的刊刻分为官刻、坊刻、私刻和佛道寺院刊刻，教堂刊刻的地位尚未充分揭示。如前文所述，北京、杭州、广东、福建、绛州、湖北、江西、山东、松江、常熟和南京等地的教堂均有文献刊刻，文献的编撰、刻板的存放和印刷均可在教堂实现。与其他刊刻机构相比，堂刻文献主要服务于传教活动，刊刻种类相对单一，大致类似于佛道寺院刊刻，因此，教堂刊刻应与佛道寺院刊刻地位相当。堂刻文献有初刻、重刻和再刻等版本，这丰富了中国刊刻史的内容。就内容而言，官刻文献主要是技术方面器物层次的文献，如天文历算类的文献；坊刻以猎奇和趣味为文献卖点，如《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私刻文献中宗教文献较多，如上海许府刻有《天神会课问》和《圣教四规》，庞天寿刻有《涤罪正规略》；堂刻文献更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bszl/482.html
